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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

低碳农业时代的来临与中国13亿消费者的责任

发布时间:2016-09-09 20:22:37     阅读:129 举报

实施低碳农业战略固然需要科学技术做支撑,法律政策做保证,其实最重要的是广大消费者要形成“低碳”消费的习惯,因为在食品从土壤到餐桌的金字塔中,消费者是最大的群体。


文/王松良(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非营利评论(2014年)


“如果不知道他来自何处,那就没有知道他去何方。”

———法国人类学家K. L. 斯特劳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在自由市场中售出,即使是一粒谷物。自由市场只存在于政客的演讲中。”

———Dwayne Andreas,世界食品巨头Archer DanielsMidland ( ADM) 首席执行官


一  农业是世界文明之母,却不幸走到十字路口上


生命诚可贵,民以食为天。我们每个人都得吃饭,大家也都知道农业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支撑人类生命的食物,但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1973 年出版的《货币的祸害》一书中说,农、火、文字和货币是人类文明诞生与发展的四大要素,现在看来,货币是文明还是祸害尚无定论,但农业确实是文明之母。


试想一下,宇宙诞生200 亿年,地球诞生45 亿年,人类诞生也已200 万年,而农业的诞生仅仅是1 万年前的事情。


在农业诞生之前,人类的祖先依赖采集和狩猎为生,后来通过培育植物和驯化动物而产生了农业。因此,农业诞生前的199 万年与诞生后面的1 万年相比何其长也! 


199 万年期间的人类进化极其缓慢,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只有后面1 万年农业的诞生和发展使人类真正脱离了蛮荒愚昧状态,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在丰衣足食远离狩猎采集的生命威胁之余,才有闲暇思考记录和累积神秘的自然知识,使农业的技术从原先的原始驯化逐步演化到耕作制度的形成、实现水分的管理和农业新产品的开发( 如制衣棉花、中国草药) ,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也促进了劳动分工、城市形成、商业繁荣、货币发明与开发利用,终于构成上述弗里德曼所说的文明发展的要素。可见,农业是这四个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


然而,人类文明演化在产业林立的现代社会,农业作为文明之源恰如被抛弃的“马铃薯”母体,完全已经让位于工、商、服务业等“仔薯”,余下的就是从她身上榨取剩余的所谓“货币”价值,使农业失去其本源的意义和价值。


正如笔者在2012 年出版的《农业生态学》一书( 王松良,2012) 前言中所说的:纵观我国的农耕史,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塑造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今天则相反,人类的文化( 包括意识形态、需要和科学) 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农业”,使后者完全失去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属性,而成为人类“生存权利”的牺牲品: 庞大的人口产生对食物的巨大需求; 现代科学和技术及其归纳思维的压倒性力量形成巨大的拆解( dissemble) 自然与农业的内在联系,丧失对总体农业生态系统的思考能力。


和现代世界观把“自然”视为外部关联的、原子的、还原的、物质的、机械的“配件”一样,产业化的农业更是把土壤作为单一化种植、化石农业的附属。


结果是,当我们面临食物安全( 包括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的农业可持续性(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的问题时,发现我们已经完全摧毁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成为我们真正的敌人。


作为文明之源,也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农业———为全世界70 亿人口提供食物,为全球40% 的人口提供了生计,为20 亿人提供环境中可持续的能量来源; 发展中国家7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直接或间接依赖农业谋生; 以农业为生计的30 亿人口日均消费不足2 美元,其中8. 45 亿营养不良,13 亿没有清洁生活用水。


另外,农业也对基本生态系统服务有重大的影响,例如水的供应和净化、传粉、虫害和疾病控制以及碳的吸收和释放正处在十字路口上,面临粮食安全( 资源衰竭、粮食数量不足) 、食品安全( 食品质量低劣、毒物残留) 、生态安全( 环境破坏、物种灭绝) 、社会安全( 城乡、工农、贫富差异) 、国家安全( 饮食文化侵入、民族健康问题) 的挑战。


低碳农业: 农业走出十字路口的战略选择


世界农业面临难题的症结就是把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货币化、自由贸易化和利润化的结果,以及以还原认识论为内核的工业革命技术体系武装传统农业,这种农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碳排放。因此,世界农业走出十字路口的首要策略是“低碳农业”。


农业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基础的社会产业,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刀耕火种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和工业化农业阶段。


工业化农业经济是以大量能源的投入为基础,按照著名生态学学家E. P. Odum 的话就是: “美国现代农业是以十分的工业能换取一份的食物能。”可见,现代农业投入的集约也是造成碳排放激增、温室效应乃至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


例如耕地上大量使用化肥造成30% 的碳排放,动物养殖特别是反刍动物的肠道发酵造成50% 以上的甲烷排放。农业本质上依赖太阳辐射、土地、大气和水等来自自然的初级资源的生物学转化食品的过程,应视为实现人类利益与自然平衡的接口或者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唯一的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农业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碳循环过程,显示其碳汇和碳源( 排放) 等双重特征。


首先,在农业生产体系中,植物生产( 初级生产) 包括草地、森林和作物利用太阳能把大气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碳水化合物,起着碳汇作用,植物同时也需要部分呼吸消耗碳水化合物放出CO2以维持生理活动,这部分就是碳排放。


相比之下,植物的碳汇功能远远超过碳排放功能,主要起着碳汇作用。因此,充分利用农业生态系统的绿色植物是低碳农业的核心内容。


其次,农业生产体系的动物养殖( 包括畜禽和水产类动物养殖) 通过转化初级生产的产物形成人类所需要的肉蛋乳类食物,但其过程需要大量消耗植物和动物的同化物,同时动物养殖过程特别反刍动物的肠发酵和蠕动( entericfermentation) 和动物排泄出大量的有机肥( brown manure) 是大气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动物养殖及其伴随的有机肥起着碳排放的功能。


最后,为了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效率而投入大量辅助能是现代农业体系的主要特征,投入农业生态系统的大量化肥、农药、浓缩饲料等需要大量化石能源( fossil energy) 燃烧而获得,是农业碳排放的大户之一。


下面以农业的生态学过程对CO2、CH4、N2O 等3 种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的“贡献”为例,来说明农业碳排放的数量值得关注。


CO2是温室效应气体的大户,农业对其的贡献大约为15% ~ 25%,主要来源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以及辅助能输入,在过去两百年里,由于农业土地利用的变化,即由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管理生态系统的转换,已经导致了大约相当于同期化石燃料燃烧向大气中排放的CO2量。


如毁林开荒、放牧、种植经济收益高的作物、弃牧毁草开垦、草场退化、农田侵蚀性退化、土地沙化等都是降低农业的碳汇功能而增加其碳排放功能。


例如,森林和草场破坏所引起的大气CO2浓度变化是双向性的: 一方面,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定CO2的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被毁坏林木、草通过燃烧或腐解而释放到大气中的CO2数量增加。


土地利用变化是目前大气中碳含量增加的第二大来源,约占人类活动总排放量的20%,其作用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烧。


此外,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加速了农田土壤中有机碳的矿化,进而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CO2和CH4等温室气体。向土壤中施用石灰能够降低土壤的酸性,促进作物生长。


但是碳酸盐和重碳酸盐在溶解和释放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的CO2。尿素施用过程中碳素的易挥发性也导致大量CO2的损失。因此,施用石灰和尿素也成为

CO2的排放源。


据估计,因为农业的扰动,全球每年由土壤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约为( 马友华等,2009) 。因此,对我国低碳农业而言,传统的精耕细作和现代农业的大量化肥施用都必须得到调整。


CH4的温室效应系数为CO2的21 倍,农业对大气CH4的数量的贡献约是50%,主要来源是水稻栽培、动物养殖。千百年来因种植水稻而形成的水稻土,每年排放的CH4占全球CH4排放总量的10% ~ 15%。


以我国为例,自20 世纪以来,水稻面积扩大了2 倍,家畜存栏量增加了3 倍,对大气甲烷含量增长的贡献率为48%。


就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而言,虽然它们大多不种植水稻,但主要消费肉类食品,其CH4的来源主要是各类动物的养殖。


以加拿大为例,其动物饲养总共排放出1016 × 的CH4中,动物本身排放量达到805 × 占79. 2%,主要以反刍动物———牛在养殖过程中CH4的排放量为主,鸡、鸭在饲养过程几乎没有CH4排放,羊也较少。因此,提倡以鸡、鸭肉和羊肉的消费替代牛肉是低碳农业的发展趋势。


另外一个CH4排放大户是动物粪尿产生的CH4排放,占总CH4排放量的20. 8%,特别是猪粪尿的CH4排放达到120 × ,占了56. 9%,这就给喜欢消费猪肉的中国实施低碳农业提出了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与农业相关的温室气体是N2O,其温室效应系数为CO2310 倍,农业对全球大气N2O 的含量贡献很大,达到70% ~ 80%,主要来源是植物生产的氮肥施用。


总之,农业生产对碳循环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既是碳“源”,又是碳“汇”。在历史时期农业生产通过将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热带森林,转换成农业土地利用,增加了大气中CO2排放。


尽管如此,农业也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的变化、土地整治等增加碳“汇”,减少CO2的排放,从而使农业生产由碳“源”变为碳“汇”。


因此,如何实现农牧生产的“接口”,实现对有机肥和饲料在植物生产和动物养殖上的平衡、尽量减少对市场化及工厂化生产资料的依赖也是低碳农业的主攻方向。


三 实施低碳农业战略的关键是引导消费者走向“低碳化”消费


实施低碳农业战略固然需要科学技术做支撑,法律政策做保证,其实最重要的是广大消费者要形成“低碳”消费的习惯,因为在食品从土壤到餐桌的金字塔中,消费者是最大的群体。


比如在我国,不是所有的13 亿多人都需要从事农业生产和管理,但这13 亿多人全部都是农业食品的消费者。消费决定生产,13 亿人就是我国参与这场世界农业从高碳到低碳的变革的决定者。


引导消费者的低碳消费是实施低碳农业的关键。


首先是引导“就地消费”。“就地消费”也称为“地方性消费”( buying local) ,这是加拿大普遍提倡的消费模式,通过提倡购买“地方性”食品,即食品的“在地化” ( localization) 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第一,它省却长途运输的汽油燃烧而达成事实上的低碳农业; 第二,它保护生命农业及其源头的农民和土地; 第三,保障了食品的安全; 第四,消费者和生产者直接连接,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目前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的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就是“地方性消费”的绝好榜样,是“低碳”消费的典型模式。


福州郊区目前拥有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佳美市民农园”和以社会公益组织为经营单位的“故乡农园”2 个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他们都通过福州城市社区居民支持郊区的无公害蔬菜食品生产为起点,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直接互动、互助、互信,省却食品分配的诸多中间环节,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其次是引导“低端食物链”消费( eating the low food chain) 。根据生态学的食物链原理,随着食物链营养级升高,能量转化效率逐级降低。


因此,提倡低端食物链消费,以消费植物性产品为主,同时可节制动物性生产,既提高能源转化率,又减少碳排放。


实际上,“低端食物链”消费正是我国长期的消费模式,也是我国长期能够以占世界7% 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根本原因,应该得到大力发扬。


此外,即使部分动物食品的消费对每个消费者身体健康是必需的,根据上文所述的各类动物食品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数量,消费者选择消费哪类动物食品也对实施低碳农业起得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目前世界农业和其他各类工业产业一样难以逃脱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所主导,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传播、推广这个体系的有力工具,后者动用各类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俘虏永远处于因信息不对称状态下“无知”的消费者。


所以我国13 亿多消费者必须时刻警惕,通过不断学习科学知识、提高生态文明和健康意识,时刻注意辨别来自各类媒体的海量信息。


一定坚信: 不是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尽管他们时刻打着科学和国家利益的幌子,而是我们自己的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


一定坚信: 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变为人类健康和幸福的事业,不是利用一切化学工业力量武装下的赚钱产业; 是地球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不是任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设计的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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